面對日益嚴峻的水環境，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積極采取行動，出臺治水措施。備受關注的《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相繼發布，史上最嚴的新環保法也已經劍鋒出鞘。
然而，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這對矛盾統一體不會在和風細雨中自然化解，而要經歷轉型之痛、升級之苦。治水需要巨額資金投入和先進技術支持，更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規和健全的組織機構，做到有章理事、有人管事、有錢辦事、有技術成事。然而，由于水資源管理歷史欠賬太多，現有治水設施設備和技術條件運用遠不能滿足現實需要，而且針對復合型環境污染和系統性生態破壞進行的水生態環境修復所需投資也非局部地區財力能夠承受；受制于長期以來環保讓步于經濟增長，涉水法律體系不夠完善，政策寬松、制度打架，讓治水者無所適從；九龍治水下機構重疊、職能交叉，在涉水利益上爭先恐后，在治水責任上相互推諉。種種原因導致治水行動效果并不十分顯著。
理念：治水之道關鍵在于治心
水環境惡化折射出社會良心的缺失。水資源耗竭、水環境惡化、水生態破壞、水安全失控，無一不是人類肆意攫取和無度揮霍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治水要治心，讓心回歸人水共榮的境界。治心重在重塑水文化、重建水生態倫理。
一是挖掘傳統水文化精髓。中國傳統文化經典中蘊藏著博大精深的水文化。這種水文化是在天人合一的自然倫理觀基礎上人水和諧共生的水生態倫理，它既有傳統農業文明的道法自然，也有現代生態文明的循環再生。老子在《太一生水》中說，“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太一，是以成地。”老子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中孕育著循環再生、自然和諧的可持續發展思想，并以水為一切生命的本源。《論語·雍也》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意指水有其靈、動、柔、變，是智慧的象征。從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精髓中我們可以汲取豐富的水文化養分。中華文明因水而興，有著悠久的水文化和治水歷史，亟須深度挖掘。
二是培育新型水文化。水文化的核心是人水關系。新型水文化要求知水、懂水、愛水、惜水，合理用水，科學節水。新型水文化以水釋人，以水品喻人品，水的靈秀柔順之美和靈動善變之美隱喻社會公民高潔的道德情操和智慧的創意能力。新型水文化的社會價值在于讓人們意識到愛水、惜水、節水是人水和諧、自然永續之道。
新型水文化倡導新常態下的水生態倫理。水生態倫理就是要樹立人水和諧的水生態意識、人水共贏的水發展理念。新常態下的水生態倫理要求在經濟增速放緩和結構調整條件下，社會對中低速發展能夠持容忍態度和平和心態，對大自然要有感恩回饋之心，飲水思源，知恩圖報，特別是對水資源的嚴格管理要常態化，擯棄以往對水資源的肆意掠奪、對水安全的刻意漠視、對水生態的無度消費。激發社會公眾積極參與治水的自愿熱情，各級官員要把治水看作造福百姓的功德之舉，廣大市民也要把節水護水視為建設美好家園的個人修行。
措施：化解治水難的理、法、制、術
在重塑水生態倫理基礎上，要尋求治水之理，完善治水之法，變革治水之制，優化治水之術。
首先，尋求治水之理，即創新系統治水思維和共治共享理念。系統治水思維要與水循環的連續性、流動性、整體性規律相適應，把握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和水安全四位一體特征，對水資源管理、水環境治理、水生態保護與水災害防治進行統籌考慮，整體治理，打破部門界限、城鄉阻隔和地區分割，樹立大水務觀念，把取水、匯水、產水、供水、用水、節水、排水、污水處理、中水回用、水生態、水景觀等多項職能納入統一的部門進行管理。通過功能協調、職能銜接和系統治理，實現協同共治。樹立公民參與、社區共治理念，建立排放企業環境信息強制披露制度，定期向附近社區和居民公布河道水環境信息。推行民間河長制，讓社區和志愿者參與城市河道管理和監督。喚起所有公民為建設“藍天常在、青山常在、綠水常在”的美麗中國而奮斗。
其次，完善治水之法，即強化涉水法律法規的執行力。治水離不開嚴刑峻法。必須自上而下建立一整套完備的涉水法律制度，對違法者進行必要的懲罰。特別是強化涉水法律的執行力，嚴格落實地方首長行政問責制和環境離任審計制，把水資源管理納入問責范圍和環境審計內容，在治水方面落實一崗雙責、黨政同責。賦予環保部門環境執法的強制執行權，強化河道管制權。比如浙江省杭州市的河長制、嘉興市的河段長制、溫州市的河道警長制，以及云南省昆明市設立的環境監察分局，并在公安部門設置專門的環境監察警察等均是有效嘗試。新環保法實施后，陜西環保廳對惡意排污企業陜西煤化能源有限公司開出1580萬元的天價環保罰單；浙江臺州環保局聯合公安部門將2000多家化學原料藥企業關到只剩125家，并刑拘環境污染當事者400人。環保執法將產生“不僅罰票子，還要蹲號子”的震懾效果。同時，構筑公眾參與治水的法律基礎，明確公民的環境權。把公民享有安全、清潔水環境的環境使用權、知情權、參與權和請求權作為現代法治國家公民的基本權利。
第三，變革治水之制，即創新治水體制和運行機制。在頂層設計方面。近期，為克服水量與水質管理分家矛盾，應建立水資源管理部際協調機制，在城市、區域或流域層面開展涉水大部委體制試點，探索中央涉水大部制運行機制。下一步，要深度優化機構職能，消除體制性瓶頸和機制性障礙，成立中央政府涉水大部委。比如，在城市水務方面，可在大城管格局下以水功能優化為主要任務整合涉水職能，浙江省的“五水共治”就體現出這種要求。
在水資源配置機制方面。清晰水權邊界，健全水權交易機制、排污權交易機制、生態補償機制、水資源費形成機制，發揮市場機制在水資源使用權、收益權等涉水權益、權能的微觀配置作用。
在公共水資源治理模式方面。根據水資源的空間分布狀況及涉水主體關系，形成政府主導的多中心治理、利益相關者合作治理、社區為中心的自主治理等多樣化治理格局。
第四，優化治水之術，即創新水污染防治技術和治理手段。治水離不開先進的防治技術和現代化的治理手段。針對水污染防治的科技支撐和投入不足問題，需要從技術創新激勵和治污技術產業化兩方面入手。倫敦泰晤士水務公司近20%的員工從事研究工作，為治理技術研發、水環境容量確定等提供了技術支持。針對復合型污染導致的治污難，需要進行頂層設計，完善標準體系，細化排放標準。針對管理水平低下、管理手段落后等問題，要充分借助新一代信息技術，通過實時監測、移動監測、動態監控、快速決策等技術手段，對水污染預防、控制和監管實現全天候、全流程、無縫隙治理。
（作者單位 浙江財經大學城鄉規劃與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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